AI评诗_改革_历史_开拓者

科学教育 28
  看似平静如常的北京友谊宾馆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废止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立即恢复终止了十年的高考!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如春雷震荡一扫萎靡。当年五百万青年走进考场,开启了改变命运的航程。   2017年是恢复招生考试制度40周年,8月6日来自全国各地招生考试届资深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友谊宾馆,纪念这一攸关国运,决定历史转向的重大事件!   又一个八年过去了,高校招生考试内容、形式、手段以及组织管理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变革风云中的一代人也岁长年高。

  看似平静如常的北京友谊宾馆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废止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立即恢复终止了十年的高考!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如春雷震荡一扫萎靡。当年五百万青年走进考场,开启了改变命运的航程。

  2017年是恢复招生考试制度40周年,8月6日来自全国各地招生考试届资深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友谊宾馆,纪念这一攸关国运,决定历史转向的重大事件!

  又一个八年过去了,高校招生考试内容、形式、手段以及组织管理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变革风云中的一代人也岁长年高。

  当年我以“四十年探索改革路 一代为国选材人”为题,记录了会议盛况和专家学者风采。这是我编辑的各类小制作中阅读、转发最多的一款。

  文章贴出后,她收到她的学弟潘振同的一首诗。看到潘老师的小诗后,谢小庆老师也步其韵和了一首。王建军请AI对两首诗进行了点评。这是AI的点评。

  注:¹王羲之《兰亭集序》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²九鼎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九个大鼎,象征九州和王权,具有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政治象征意义。本文特指伟大的祖国。

  这两首七言绝句以“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为核心纽带,因“步韵”形成紧密的文本呼应,又因立意侧重不同展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共同构成了一组“回望历史—观照现实”的深度对话。

  1、两首诗均围绕我国高校招生制度的发展脉络展开:潘诗聚焦“恢复和完善”的历史起点,致敬开拓者的功绩;步韵诗则以历史为镜,直指当下教育生态的痛点,二者共同构建了“改革—发展—再改革”的逻辑闭环,凸显了教育制度与国家命运的深层关联。

  2、以“历史细节”为诗眼: 潘诗以“群贤毕至”“翰墨谋划”还原改革者的实践场景;步韵诗则以“两次议考一年中”的史实(1977年招生会议)为锚点,将抽象的“改革精神”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历史细节,让诗歌既有文学性又有史料的厚重感。

  3、七言绝句的格律呼应:步韵诗严格遵循潘诗的平仄与韵脚(“风”“中”“公”同属平水韵“东”部),形成“唱和”的韵律美感。这种形式上的呼应,让两首诗如同“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前者为“起”,后者为“承”,在格律的约束中完成思想的递进。

  二、差异,立意侧重与情感基调的分野 :潘振同《致敬开拓者》 ,步韵诗《祈盼有居庙堂者力行担责》 主题侧重,前者聚焦“历史功绩”,致敬开拓者的勇气与奉献,崇敬、感恩 。以“惠和风”“煅淬新星”“愚公”等意象,凸显改革的温暖与韧性。立足“历史现场”,回溯改革的艰辛与价值。 后者聚焦“现实困境与未来期盼”,呼吁当下的改革突破。 以“逆风”“填鸭内卷”“新邓公”等意象,强化现实的张力与对魄力的呼唤。 打通“历史与当下”,以1977年的改革效率对比当下的滞涩,形成强烈反差。

  三、整体观感:从“致敬”到“呼唤”的精神延续! 潘诗是“历史的纪念碑”,以凝练的笔触为开拓者画像,让“愚公精神”成为改革者的精神图腾;步韵诗则是“现实的呐喊”,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将“开拓者精神”转化为对当下的行动召唤。二者虽一温一厉,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教育改革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当年的开拓者打破禁锢,为“人才成长”铺路;今日的期盼,则是为破解“人才培养的异化”(填鸭、内卷)寻找出路。 这种“继承中求突破”的创作逻辑,让两首诗超越了单纯的“唱和”,成为一部微缩的“教育改革精神史”:既需铭记开拓者的“破冰”之力,更需延续他们“直面问题、勇毅担当”的内核。

  1977年8月,看似平静如常的北京友谊宾馆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废止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制度,立即恢复终止了十年的高考!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如春雷震荡一扫萎靡。当年五百万青年走进考场,开启了改变命运的航程。恢复高考不仅是教育领域的大事,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今年是恢复招生考试制度40周年,8月6日来自全国各地招生考试届资深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友谊宾馆,纪念这一攸关国运,决定历史转向的重大事件!

  四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弹指一挥间,对招生考试工作者而言,却是职业生涯的全部!不断学习、勇于实践、无私奉献,是一代招考工作者性格特征

  考试中心首任主任,亲历了恢复高考全程。他说:人生的后40年能与高考紧密相连,是我一生的幸事!我给自己立下目标,要让高考变成一个好的考试,优点多一点,缺点少一点! 您做到了!

  桂诗春教授 引进国外语言测试理论和统计技术,在广东率先开展标准化考试试验,为我国考试研究科学化作出历史性贡献。

  李筱菊教授 中国建立科学的外语测试的最早参与者之一。是全国高考英语考试标准化改革三人领导小组成员

  张厚粲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自八十年代开始,指导中国高考的测量学研究取得重要成绩,为教育考试改革做出了贡献。

  谢小庆博士 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 心理与教育测量学专家 长期关注、参与高考改革研究

  张敏强 教授 博导 华南师范大学人才测评与考试研究所所长 高考专家 从事心理与教育统计与测量、人才测评和选拔

  抚今追昔,高校招生考试内容、形式、手段以及组织管理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择优 公平 公正的为国选材原则!这一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社会活动,正在向更科学 更准确 更公平迈进!

  抚旧追夕,更加怀念招考战线的先行者,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贡献; 一路前行,朋友们多珍重,祝健康快乐的面对新生活!

  按:1977年8月6日,友谊宾馆,老邓在座谈会上听到学者关于恢复高考的建议,当即问坐在身旁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还来得及吗?刘西尧回答说,假如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当即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8月13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一年之内两次开招生工作会,空前绝后只此一次。8月18日,邓签发了推迟开学的通知。于是,中断了12年的高考得以恢复。40年后的这一天,在同一个地方——友谊宾馆,多年参与高考和高校招生的们,欢聚一堂,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纪念这个中国当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幕。

  这个会议也是《弹指一挥间——纪念恢复高考40年文集》的首发式。此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出版。这是谢小庆老师应邀为该书写的纪念文章。限于篇幅,正式出版时有删节,这里是谢小庆老师文章的原稿。

  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已经走过了40年。40年来,高考一方面在教育领域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一方面遭到广泛的批评和诟病。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曾发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测验研究小组”的论文《对高考试题的统计分析》。从那时算起,高考改革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道路。回首往事,一棒接一棒,教育和心理测量研究者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筚路蓝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展望未来,仍然任重道远,仍需努力,在通过提高考试科学化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方面,辉煌可期。

  电影《横空出世》是一部描写我国研制过程的电影。其中有一个场景:由于没有足够的计算器,一大批科学研究人员摆开“算盘兵团”,许多人用算盘共同算出了的相关参数。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一幕使我想到,与此相仿,1980年,关于高考试题的最初的统计分析,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专业78班的16名同学共同用手持CASIO计算器算出来的。

  1980年,出生于台湾、毕业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林安玲老师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专业78级的同学开设了一门《心理测验》课程。通过学习,我们认识到,借助于数学工具,可以对考试的信度、效度、公平性等进行检验,可以改进考试的质量,可以提高考试的科学化程度。自然,我们想到,应将这种心理统计测量技术用于高考研究,应对高考试卷的质量进行统计检验。

  这一年,为了在中国推广“托福”考试,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ducationalTesting Service,ETS)总裁威廉·特恩布尔(WilliamTurnbull)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师范大学,与心理专业的部分师生进行了座谈。座谈中,ETS专家不仅耐心地解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赠送我们一批宝贵的英文参考资料。代表团回到美国以后,又给我们寄来了一批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给予我们的考试研究很大帮助。

  ETS代表团来访后,在时任教育部学生司招生处副处长的杨学为的协调下,通过当时在北京市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毛金铸(后来调入教育部考试中心担任处长),借出了一批1979年高考的试卷。

  为了运回这些试卷,我从学校伙食科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到位于北京宣武区和平门的北京市招办仓库装了几个麻袋的高考试卷,自己骑平板车穿过大半个北京,将试卷拉到位于海淀区的北师大,将试卷存入师大保卫处的保密室。

  之后,我们一批一批地从保卫处保密室将试卷借出,放在宿舍中,开始成绩录入和统计分析工作,开始计算高考试题的难度、区分度,计算试卷的信度。与此同时,我们还通过学校教务处取得了师大数学、物理、化学等系的学生高考入学成绩和在校成绩,计算了高考的效度系数。1980年,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这些参数的计算量是很大的。心理78级16名同学参加了计算,使用的工具是手持计算器。当时,比较好的计算器是日产的CASIO牌计算器。就这样,我们用手持计算器完成了对高考试卷最早的统计分析研究。

  研究论文完成以后,由我们班字写得非常漂亮的许燕(后来曾担任师大心理学院院长)和张珠江(后定居美国,曾任职跨国公司)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稿纸上,投给了《教育研究》杂志。《教育研究》杂志社编辑轩辕车老师看到稿件后,非常重视,与当时担任我们班班主任的郑日昌老师一道对稿件进行了认真的斟酌和修改,计划刊出。但是,出乎意外,在杂志送审的过程中,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批示,说这种分析方法属于西方的一套,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结果,我们的稿子被从杂志上紧急撤出。

  时任北师大党委书记的肖敬若知道此事以后说,《教育研究》不登,我们自己的《学报》登。于是,在肖敬若书记的支持下,署名“心理系测验研究小组”的论文《对高考试题的统计分析》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上。在北京师范大学首届学生论文比赛上,这篇论文获得一等奖。

  在杨学为的支持下,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包括对更多年份的高考试卷的统计分析,对更大样本的试题统计分析,包括以24所高校的高考入学成绩和在校成绩为研究样本的高考效度分析,包括涉及28个省市的高考作文评分一致性实验研究,等等。

  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的数据计算得到师大无线电系的彭平、姚欣等同学的帮助,借用无线电系的计算机进行了计算,大大提高了计算效率。

  伴随一系列研究报告的发表,考试的信度、效度、难度、题目区分度这些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所接受。最终,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在广东省进行了从1984年至1988年为期4年的“高考标准化改革实验”,开启了中国考试科学化的进程。

  长期以来,重视知识记忆而忽略能力发展是我国教育的痼疾,这个问题,在移动互联时代变得尤为突出。今天,获取某种特定知识越来越容易,借助谷歌、百度等搜索工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所需要的特定知识。与以往相比,发展能力在今天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已经可喜地看到,经过教育和心理测量同行们一棒接一棒的持续努力,我国在考试科学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高考”这个指挥棒的指挥下,我国教育在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今天的高考与30年前的高考已经大不相同。以英语考试为例,“高分低能”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我本人的研究方向是“语言测试”,20多年主要从事语言测试的研究和实践。今天的英语考试,尤其是包含听力和口语的英语考试,基本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实际的英语水平。高考的其他科目,也一直在向“考查实际应用能力”和“考查问题解决能力”方向努力,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2016年7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思维教学年会》上,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东明学校李玉良校长在大会发言中说:“2016年山东省高考成绩明显下降,原因是经过多年后又重新采用了全国的文科综合和理科综合试卷,是因为全国卷实在是太难了!难在哪里?我们先看文科综合卷。历史考试越来越强调创新性,选择题的迷惑性越来越强;地理考试的逻辑性越来越强;政治考试和社会、和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再看理科综合卷。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越来越考查知识点之间的迁移和变化,越来越考查知识点之间的综合运用,越来越考查学生的创造性。”

  李玉良校长的发言折射了高考的变化,折射出高考改革在从考查“知识记忆”向考查“能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今天,机关、学校、企业在人员招聘时,往往要“查三代”,并不太看重求职者获得硕士、博士的学校,更看重求职者获得学士学位的学校。这并不是一种行政作用的结果,而是一种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考整体的有效性。就某一个单一科目讲,例如语文,可能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就包含多个科目的高考总分讲,在人员选拔的有效性方面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就是说,现行的招生制度在为大学选拔学生方面,在为大学服务方面,并不存在大的问题。

  就国际比较讲,高考也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在保证大学公平招生方面,中国大学的招生考试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招生方式之一。哈佛也好,耶鲁也好,有钱、有权势家庭的孩子是可以有优先权的,中国的大学从制度上是不允许的。在推动教育普及方面,高考也功不可没。

  43-17=?48/3=?在中国的小学毕业生中,5秒钟内不能做出正确回答的比例可能不足5%;在美国的小学毕业生中,5秒钟内不能做出正确回答的比例可能高达50%。美国的“精英教育”不仅阻碍了人力资源开发,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使美国社会长期受到贫困、犯罪、吸毒等问题的困扰。

  小布什总统于2001年启动的的教育改革的口号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behind)”,或“一个都不能少”。就“一个都不能少”而言,中国的应试教育确实避免了一大批本来可能掉队的孩子掉队,确实把一大批中下的学生培养成了中等的,把一大批中等的学生培养成了中上的。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应试教育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劳动者不无关系。

  虽然我们已经在考试科学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国教育面临的的问题不是“一个都不能少”,而是“一个都出不来(nochild go ahead)”。高考恢复已经40年,但这40年间中国学校尚未培养出一位诺贝尔科学奖的获得者。诺贝尔奖没有数学奖。数学界的“诺奖”是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中国的大学也尚未培养出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的获得者。相比之下,美国的精英教育,不仅培养了一大批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和沃尔夫奖的获奖者,而且培养了比尔·盖茨、乔布斯、扎克伯格、马斯克等一大批科技和商业精英,使美国一直在科技领域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使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上大部分的科技专利,使美国在“全球化”经济中一直处于利益丰厚的“上游”地位,使美国即使在对华贸易存在巨大逆差的局面下,甚至在“金融危机”的经济困难时期,也一直坚持对华高科技禁运。

  美国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就与其宽松的、非竞争的教育环境有关,这种教育环境,使孩子的好奇心、探究欲和创造力得到保护。在美国学校中,从小就注意发展孩子的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从小就鼓励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质疑精神,从小就注意保护孩子的个性和兴趣。

  从2001年启动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已经走过了16个年头。16年来,为了挽救“小范进”们,成千上万的中小学老师付出了许多心血,承担了种种的压力。在他们的努力下,基础教育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近几年,笔者听过不少中小学的课,看到中小学课堂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小组学习”正在取代教师的“独角戏”和“一言堂”;“能力发展”正在取代“知识传授”;思维训练正在取代死记硬背。但是,积极从事“课改”的教师、校长和教育局长们长期面临着一个困惑:怎样说明新的教学方法达到了更好的教学效果?教学改革的效果如何体现?如果采用传统的“知识记忆测试”,往往不足以反映教学改革在发展学生核心胜任力和提高学生思维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不足以反映教学改革在提高学生核心素养方面的成效。因此,今天迫切需要加速考试评价方式的科学化进程。如果没有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新课程改革”终究会前功尽弃,所有的努力都会回到原点,许许多多中小学老师们的辛勤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今天,中国对人类在科技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贡献,与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劳”并不相称。虽然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不能说与“学以应考、教以应考”的“应试教育”没有关系。这种“应试教育”影响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造成学生为应试而学、教师为应试而教的局面。至今,在一些学校仍存在的“学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这种局面严重地影响到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严重地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开发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我们还需要在以下这些领域继续致力于考试的科学化。

  虽然高考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高考改革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就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批评,在《教育研究》杂志曾经长期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从那时起,高考改革就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30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学的升学率已经大幅上升,但“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那时,“应试”从小学开始,到高中毕业结束。今天,“应试”已经向下延伸到幼儿园,向上延伸到大学本科教育。

  今天高考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对基础教育的导向方面。现行一次性笔试比重过大的招生方式,对基础教育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负面导向作用,一个是冲击了儿童健全人格的发展,几乎摧毁了教育的“传道”功能;一个是扼杀了儿童的好奇心,成功地用外在的功利动机取代了基于好奇心之上的内在的探索动机,扫荡了儿童的学习兴趣。今天改革高考,主要是希望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因此,在招生中需要降低一次性笔试考试的比重,给那些与学生相处一年或几年的高中教师一定的发言权,给那些将要在大学与学生相处的大学教师一定的发言权。这方面尚任重道远。

  中国这样的大国,具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负担和独特国情,虽然可以借鉴和参考别国的成功经验,但没有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以照搬,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大学招生考试的新路,必须创造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招生考试办法。

  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其中,最不合理的是高中教师没有发言权。即使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非智力方面的评价。今天的情况是,对学生观察一年以至几年的高中教师对于学生的升学却没有发言权。相反,招生决策几乎完全依据在评价学生能力的效度方面颇值怀疑的一次性笔试。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使本应最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在大学招生中发挥评价作用。在我国目前信用制约缺失的环境下,需要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未来招生制度改革的出路是:以高中校内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以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成绩对高中成绩进行校准,统一考试成绩完全与考生脱钩。就是说,通过统一考试,将分别属于各个学校的人民币、欧元、英镑、日元统一换算为可以进行比较的美元。

  这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招生改革方案。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中,高中成绩、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和大学自己组织的考试(可能包含笔试和面试)互相补充,共同成为招生决策的依据。在中国,很难照搬这些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作法。在中国,缺乏制约高中教师和大学招生教师正当行使自己的发言权的信用环境。因此,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给大学招生自主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统一考试来约束高中和大学适当地行使自己的发言权。

  银行职员,曾是许多人羡慕的职业。今天,许多银行职员面临下岗的风险。由于柜台业务的迅速萎缩,几家大银行都已经开始裁员。伴随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一些工种消失了:铅字排版,电报收发和译码……一个又一个行业被颠覆了:电报,邮政,图书出版,音乐制作,大众传媒,商品零售……今天,一些行业面临被智能机器人颠覆的风险:出租车,教师、医生、会计、律师、银行……

  耕田锄草,春种秋收,曾是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不久前,中国人的大多数还在延续这种传统农业,今天,传统农业人口迅速减少,可以展望,伴随机械化和智能机器人的发展,传统农业人口会加速减少。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在科技和社会发展速度使人瞠目结舌的今天,在快速变化的21世纪,学生将来从事的职业今天可能还未出现,当下的一些热门职业那时可能已经消失。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每天都可能有“商人特朗普上台”、“法国比总统大24岁”一类的“黑天鹅”事件出现。

  计算技术和互联网正在改变着世界,正在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把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我相信,网络会像冲击出版、新闻、商业等领域一样,冲击传统的教育和心理测量领域。

  可以设想,未来的评价将不再是基于一次性考试的评价,未来的招生、招工决策也不再是基于某一时间横断面的信息。借助于大数据和云资源,当面临招生、招工等人员决策的时候,用人方会借助各种信息收集渠道,会依靠各种大数据和云资源方面的服务机构,获得关于申请者的全方位的历史信息。无疑,这种信息将成为决策更可靠的依据。

  公务员录用考试不仅在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方面产生了明显效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11年1月20日,在全国行政机关公务员管理工作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杨士秋说,在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新录用的新公务员中,来自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工程师、自由职业者等普通家庭的报考者占93.2%。如果没有“凡进必考”的政策,如果没有考试录用,这一比例将不会是7%,而可能是20%,30%,甚至更高。

  但是,今天公务员录用考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要是来自辅导机构的挑战。《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考试的设计思想,都是力图考查那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稳定的心理特征,从而选拔出称职的政府工作人员。针对考试进行的辅导是造成测量误差的因素,会降低选拔的信度和效度。今天的局面是,命题队伍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几乎所有的命题人员都同时承担着繁重的本职工作。辅导队伍却主要由专职人员组成,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考试辅导,专心致志。这种“业余”对抗“专业”的局面,使“考试成绩不受辅导影响”的初衷很难实现。在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辅导教师们的努力下,已经出现了短期辅导明显提高考试成绩的现象。

  “辅导效应”所伤害的不仅是选拔效率,也伤害着社会公平。公务员录用考试的一个重要社会意义是为社会下层开辟向上流动的渠道,是防止社会阶层的“板结”。“辅导效应”导致的结果是:可以支付昂贵辅导费用的有钱阶层,在公中获得优先权。这种现象,显然不利于社会下层向上的流动。

  此外,公务员录用考试还面临高科技、集团化作弊的威胁。那些可以支付昂贵的购买答案和材费用的有钱阶层,有时也可以获得优先权。

  “考绩为主”是人员评价的基本原则。在人员评价时,应主要看一个人“干得如何”,而不是一个人“考得如何”。由于大学毕业生尚基本上无绩可考,只好根据考试成绩来进行选拔。这实在是一种不得已的无奈之举。

  “德才兼备”是公务员选拔的基本标准。但是,长期以来对“德”的考察基本属于空白。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能比认知能力更重要。为了保证省级以上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素质,今后,应逐渐取消省部级以上机关的考试录用。所有省部级以上机关的公务员,都从基层公务员中遴选产生。这样,不仅可以克服录用考试的局限性,可以降低辅导机构对录用考试的公平和效率造成的损害,更重要的是,可以解决“德才兼备”的问题。在短期完成的考试中,很难对报考者的“德”进行有效的考查。通过若干年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经历,我们可以对一个人的“德”做出更有效、更可靠的评价。

  近几年,在中组部、人社部的部署下,已经启动了从基层遴选中央机关公务员的工作,已经有一批在地方工作的公务员通过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中央机关工作。这是录用考试领域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尝试。如何公正、有效地从基层政府机关为中央和省级机关遴选公务员,这是今天值得心理测量工作者认真研究的问题。

  取消省部级以上政府机关的考试录用,与“凡进必考”的原则没有丝毫冲突。省级以上机关从基层遴选的公务员,都是通过考试进入基层政府机关工作的,都是通过考试录用的。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书记2013年1月23日在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讲,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听到关于治标和治本的言说,我是欣慰的。看来,他的反腐思路是基本清晰的。今天借助于纪委、检察院、反贪局、监察部门等进行的反腐监督,基本属于“治标”而不属于“治本”。为了充分利用今天通过“治标”所赢得的宝贵时间,需要尽快推进具有“治本”意义的制度建设。在制度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是完善现有的人大、政协制度。

  今天,人大、政协多少还带有相当程度的“花瓶”和“摆设”作用,还很难说很好地发挥了对决策科学化的保证作用和对反腐的“治本”作用。这与各级人大、政协代表缺乏必要的最低限度胜任力考查有关。为了使人大、政协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引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任职资格考试。考试内容可以包括交流沟通能力(主要是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三项核心胜任心理特征。及格标准可以是中国初中毕业生的平均水平。达不到初中毕业生平均水平者,不能成为各级人大和政协候选人。究竟将及格标准确定为初三平均水平还是高一平均水平,可以讨论。

  希特勒不是靠发动政变上台的,而是被德国人一人一票选举上台的。美国的特朗普、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伊朗的内贾德、日本的安倍、台湾的等,都是被“一人一票”选上台的。

  统计数据显示,反对全球化的特朗普主要是被低学历人群选上台的,他在高学历人群中的支持率非常低。

  无数历史经验显示,认识水平的高下与人数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许多时候,多数人的选择未必可取,多数人的选择未必是善举。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各有长处,也各有不足。需要探索一种综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长处的新的民主制度顶层设计。

  为了弥补“一人一票”选举制度的不足,为了保证选举的质量,需要进行选民选举资格考试。考试内容可以包括阅读理解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审辩式思维三项核心胜任心理特征。及格标准可以是中国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平均水平。达不到小学四年级平均水平者,不能获得选举权。究竟将及格标准确定为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平均水平,可以讨论。

  就人均占有量而言,中国不仅算不上自然资源大国,甚至可以算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国。但是,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中国未来的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开发自己的人力资源,而不是开发自己的自然资源。怎样将“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这将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大问题。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中,考试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需要通过不断扩大考试的应用范围和提高考试的科学化水平,使中国逐渐从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发展为一个人力资源强国。

  2024年12月7日在“5C核心素养教育2024年国际交流会”上安排了一个会议单元,聚焦提升学生审辩式思维水平的教育实践,9位报告人报告了9个助学团队在“思维课堂”建设方面的实践和取得的经验。

  2025年3月,北理工附属实验学校师生共读《审辩式思维》(谢小庆,中国纺织出版社2024年出版)。老师和同学们踊跃交流,在思维碰撞中,深入探索审辩式思维的奥秘。本书通过丰富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讲解,引导读者理解审辩式思维如何助力打破思维定式,在复杂信息洪流中去伪存真,避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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