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这一跪太讽刺了

　　从拍摄阶段，就因“不相信会有观众”而不断更换投资人，人家掂量来掂量去，不相信年轻人会喜欢这种电影。

　　有人觉得它没有网络梗、没有流量明星，是纯正的喜剧；也有人觉得人物塑造太过陈旧，颇有自我陶醉之嫌。

　　他在戏里演的角色是五庆班班主侯喜亭，在洪大帅的“枪口”下，逼不得已，让卖包子的大嘴上台演霸王。

　　因为它太过好笑，在宾馆里头演，食堂掌勺的大师傅笑得扣子都崩开了。“大家都在笑，不知道的笑得这么欢，好不好”。

　　一周时间，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人就在天坛体育宾馆里面把剧本改出来了，但节目组看完否了，要求继续修改。

　　改到后来，朱时茂和陈佩斯相对而坐，双目失神。想到宾馆吃饭还要交粮票，节目组也挺困难，两个人干脆偷偷走了。

　　陈佩斯和朱时茂站在台上表演完《吃面条》，全国观众笑的前仰后合，这一笑，笑出了一个陈佩斯的时代。

　　《羊肉串》《主角配角》《警察与小偷》《姐夫与小舅子》都是春晚舞台上的经典，陈佩斯和朱时茂也成了第一代春晚小品王。

　　剧本改编自老艺术家阎肃的《万国运动会》，打磨了7年才搬上舞台。为了好的表演效果，他们还自掏腰包做了表演的戏服，可谓花尽心思。

　　陈佩斯只得靠近他，让他借着自己的话筒说话；朱时茂为了演出效果，也只能大声喊台词，一场下来嗓子都喊哑了。

　　在几个关键的剧情点，两个人准备了诸如发令枪响、万众欢腾之类的音效，结果后台工作人员居然忘了播放，导致效果打了折扣。

　　梳着辫子、涂着红脸蛋的滑稽邮差，成了他留给春晚的最后一个亮相，从此，他再也没有登上过春晚舞台。

　　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原因是未经授权将他8个春晚小品刻成DVD进行发售。

　　“这些小品倾注了我和朱时茂太多的精力、血汗和感情，真的就好像是我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一块田地一样，眼睁睁看着别人来偷盗，如果我们不起来说声‘不’的话，那就太对不起自己，也太对不起社会良知了。

　　我过去经营电影，你的电影还没上演呐，人家光盘已经在卖了。我们不能坐视偷盗者横行了！不管顶多大风险，我们也要把腰杆挺直，维护我们应有的合法权益。”

　　2002年，他和朱时茂又收到春晚邀请，两人准备了节目《江湖医生》，但开播前三天，被通知必须换节目。

　　大道影业拍的电影几乎没有亏损，《太后吉祥》《临时爸爸》《编外丈夫》《孝子贤孙伺候着》四部电影平均利润达30%，公司的资金从初始的100万积累到超过400万。

　　可很快，陈佩斯又发现了“不合规矩”的事儿：院线瞒报票房，随意安排档期，卖电影拷贝的钱收不回来……

　　“你拍的电影到底卖了多少？谁也不知道，电影拍出去了，放了一百场，但他报给你一场，你不得认吗？

　　相反，《甲方乙方》一直演到春节前后，拿下4000万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也成为贺岁之王。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也不是说浊者就不好，适者生存，他们更能适应这个社会和时代，只是不适合我。

　　这些陈佩斯心里也清楚，他曾进到一家省一级的话剧院，厕所的水阀都生锈了，可这是他遵从内心的选择，“就像大熊猫，能在人迹罕见的地方生存”。

　　2001年，陈佩斯把拍广告的钱全都拿来做话剧《托儿》，他算过一笔账，整个剧组30多个人赚的钱，还不如自己走穴20分钟赚的钱多。

　　站到舞台上那天，他说：“诸位都看过电视台的文艺晚会吧，场面那叫火，尤其是相声、小品演员往那儿一站，说半天也没包袱，不可乐呀。”

　　“可您看电视机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掌声跟下雨似的。那儿都有咱的人在领着呢……这就叫托儿！”

　　他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阳台》，写剧本的时候，他一个人窝在山里，房间里堆满了方便面和火腿肠。

　　写完后，他又大改了十次，整场戏全都推翻重来。改好后，陈佩斯还不断小修小补，只要看到哪儿有问题，他就要改。

　　排练时，台上有一个地方不对，陈佩斯就会停下来开始修改，直到觉得逻辑对上了，他才舒服，接着往下演。

　　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没办法骗自己，不可能明知道哪儿有问题，还站在台上坦然地演：戏始终大过一切。

　　当时，很多人没有习惯买票进剧场看戏的习惯。一般来说，一场话剧里，赠票、亲友票要占一大半；剧方也不得不四处打点，到处赠票——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陈佩斯又拒绝了，他不肯赠票：“想看戏，自己掏钱买票。至于您是什么官，什么爵位，对不起，跟我没关系。”

　　咱还得摆着架子说没时间啊没时间，其实心里默念：阿弥陀佛，可千万别跑了呀！然后拿到广告的钱再赶紧投到线场之后，场外票贩子都在喊：“难得了，看陈佩斯的绝唱。”

　　只不过，现实里陈佩斯也是金啸天，站在台上硬是一句词也不愿意改。逼急了，就会跟凤小桐一样，守着对艺术的那份坚持，把路“走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