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学界热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专题笔记」已做好！请你查收！

　　关于「简述新闻行动者网络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四川大学，334，简答）」，可以参考小田心2023川大真题简析中的内容（点击划线文字可查看真题解析）。

　　从上述题目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新闻生产的结合是真题考查重点，所以，下面小田心将结合

　　（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拉图尔（B. Latour）、卡龙（M.Callon）、劳（）等学者为核心的“巴黎学派”提出的一种新的社会研究纲领，最初是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脉络中分析“科学”和“知识”的形成，后来发展成一种重新看待“社会”的认知方法，被众多研究领域采用。

　　（translation）是其理论的三个核心，即认为社会是由许多异质性事物之间联系构成的复杂网络。之所以是异质性事物，是因为在行动者网络中，除了人类行动者，也有生物、技术、观念、组织、思想等非人的一切存在和力量；行动者之间产生的一系列行动和联系形成了网络，每一个行动者就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这些节点之间的联系越密切越活跃，网络的密度也就越大，其所延伸的范围也就越广；转译即行动者不断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起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了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并形成的异性网络、关系网络。行动者网络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三）核心概念

　　（object），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行动者必须是有行动的，因而要到行动的过程中去寻找。“行动者”（actors）是拉图尔为批评功能主义的观点而提出。功能主义将行动者看作处于某种特定位置以完成该位置预设功能的人，但拉图尔认为任何行动者都是转译者（translator）而不是单纯的中介者（intermediary），他们本身具有能动性，能够将接收到的信息和条件进行转化，并制造差异。ANT对待行动者的态度是：尊重行动者的多样性，研究者只是去记录与描述。

　　是网络连接的基本方法。转译是一种角色的界定，是指行动者不断努力把其他行动者的问题和兴趣用自己的语言转换出来，所有行动者都处在这种转换和被转换之中。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才能被组合在一起，建立起行动者网络。

　　（problematization），即核心行动者（focal actor）通过定义问题和定义与其自身利益相一致的其他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试图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第二，利害关系化（interessement），即核心行动者试图将其他参与者锁定在为他们提出的角色中；

　　（enrolment），即尽可能地将各方行动者纳入相关的网络；最后是动员（mobilization），即核心行动者使自己的网络成为其他行动者的代言者。这四个阶段也并非严格按照顺序发生，而是交织在一起，行动者或创新者每实现一个阶段都代表了协商中的进步。3. 网络

　　在拉图尔这里是一系列的行动（a string of actions）。这种网络不是纯技术意义上的网络（如互联网），而是一种描述连接的方法，它强调工作、互动、流动、变化的过程，所以应当是worknet，而不是network，是在实践中结成的关联（association）

　　比如“科学”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网络，考试制度、科研机构、科学家、文章、电脑终端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并相互“关联”，最终生产出我们称为“知识”的产物。田心说

　　行动者网络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而非单纯描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理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认识论层面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诠释题目。

　　：一是分析非人行动者，即将传播技术（5G+8K、VR、算法、人工智能等）当作网络中的行动者之一，分析其作用和影响；

　　接下来小田心将分别从三个核心概念出发，以一些实例带大家深入了解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新闻生产领域中的应用。二 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新闻生产

　　人—算法共生主体是数字时代新闻生产主体的创新，激发了新闻创新实践。计算新闻生产语境中的人和算法通过彼此行使代理能动性形成共生关系，作为复合主体在生产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

　　心理学家班杜拉在社会认知学层面对人与技术系统互动中的能动性进行了讨论，认为对自己的心理和身体能够施加影响的人类主体，倾向于将任务委托给复杂技术，而这种能动性可称为代理能动性（proxy agency）。代理是一种社会中介模式，意味着由其他可以代表自己行动的个人或工具帮助实现目标。

　　在计算新闻传播语境中，多元的行动者们通过征召与被征召，接受相应的任务，通过互动、合作、转译形成复杂的网络关系。

　　在内容推介和把关方面，数据挖掘算法通过对信息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关联性的分析，在海量数据信息中初步筛选出具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扮演了挖掘新闻故事的角色；在内容生产方面，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数据填充于模板中，完成初级新闻写作或图像的生成；在推送分发方面，算法因其扩散的高速度、有效性和个性化，几乎替代了人工。另一方面，人类行动者也在算法决策力所不逮之处实现代理，包括确保所收集的内容符合机构的价值标准，维护并监督自动化写作质量，平衡个性化发布机制和编辑的追求。

　　在此双向代理的过程中，从业者以传统的职业惯习和行业规范为机器提供行动方向，并且监控算法在新闻生产中的实际运作；算法逻辑也渗透进新闻生产常规中，影响“记者的信仰结构和思维方式”，使之带着对算法的“同理心”，以计算思维和数据思维推进新闻工作。（二）转译：内容和技术行动者的转译过程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逻辑中，新闻创新（或者说融合）的重要之处不在于这幅智媒画卷本身，而是构成所谓“智媒”的那些线条（即行动者）是如何动态连接在一起的。（注：从国内的实践层面来看，“新闻创新”和“融合”的含义非常接近，学者王辰瑶就指出近年来学界大量使用的“融合”概念本质上是“新闻领域的行动者在面对变动媒介环境时采用的一种新闻创新方式”。）

　　网络中每一位行动者的位置都是随着网络中不同行动者的权力、策略以及他们对网络的理解所形成的平衡而持续变动。从这个角度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创新视为转译过程的出发点恰恰是当前部分静态的融媒分析所欠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转译”意味着行动者不断将各方的利益协调与自己的达成一致，让自己的网络成为其他行动者的代言者。这种协调一致的过程既是竞争的，又是合作的。

　　起主导的（即核心行动者）依然是内容人员，技术团队往往处在生产的末端。同时，媒体机构与外部公司的合作中，技术团队和内容团队仍较为独立，更像是媒体对具体技术的“点菜”而非合作做菜。总的来说，团队内部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与外部力量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剧烈松动，所谓大步创新的背后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

　　虽没有明确的核心行动者牵头，但比较主动介入生产的技术人员却展现出他们的极大作用，这些行动者的融合背景或较好的沟通能力也能较为容易地达成转译的过程，在协同生产中有效帮助新闻作品上升到新的水平。

　　在协作生产中的不同行动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包括技术需求矛盾、生产观念矛盾还有内外部立场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不同的岗位认知或专业理念为团队合作带来了冲突，内容和技术团队在“提需求”和“满足需求”之间的摩擦加剧了内外部沟通的障碍，双方都可能因为自身知识的欠缺从而对对方领域存在误解，甚至往往会出现“想当然”的情况。不同新闻行动者对权力的争夺，如内容和技术人员围绕着内容驱动或技术驱动、媒体和外部公司围绕着公共事业和商业利益可能出现较大分歧，导致难以真正融合。一般来说，市场上公司更加追求效率，而媒体则有诸多专业性和政治上的考量，这些由所处位置不同而带来的沟通困难、节奏不一都让创新的行动者特别是对接人感到无奈和沮丧。

　　：讨论会、交流平台、学习会等活动能扩充内容和技术双方的知识结构，改善异质行动者之间的认知和关系；引入草图、协同工作软件等非人类行动者有助于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加强技术人员的参与、树立“全员全程”参与的理念虽然看似降低了短期内生产的效率，但或许可以为创新注入可持续性的内生动力，让技术真正赋能新闻生产。

　　在以往的新闻创新研究中，作为新闻实践展开场所的“编辑部”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容易被简化为一个对象。新闻创新不仅发生在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中，而且这样的场景或曰中介，并非是无缝的、透明的、整体的，它们

　　（行动者）构成的复杂网络，不仅有编辑、记者、决策层、管理层，同时还与诸如办公楼、编辑部空间、奖惩制度、编制、电脑、手机、数据库等等因素有关。

　　（各种工作角色）与非人（如技术、规章、空间）的行动者并置的网络中。当编辑部作为一个新闻生产组织遭遇到新出现的某种不确定状况时，其原有规制很难再维系其新闻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矛盾累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编辑部创新的动力就产生了。一项创新举措必然会扰动编辑部的原有规制，并且在各因素的相互关联下展开，从而表现出多种可能性。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创新能优化原有规制，使行动者网络顺畅地协同工作，并因为能为该组织带来重大利好而引发其他编辑部的效仿，最终可能成为新闻生产的新规范（范式改变）。反之，最坏的情况是创新可能进一步削弱编辑部，导致编辑部各行动者要素相互掣肘、加大新闻生产的成本，使得编辑部愈发无力应对危机和挑战。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新闻生产领域中的应用，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小田心再继续带大家

　　“智媒时代”的来临是“万物皆媒”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新闻生产的领域来看，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等成为信息传播网络中的新进入者，这些“非人行动者”打破了原来由传统媒体主导的行动者网络格局，并成为受众获取新闻资源途径中的“强制性通过点”，即在一张行动者网络中，让其他行动者明白自己的需求什么，只有“我”手中有可以满足他们需求的资源，一旦这个问题被其他行动者认证，则意味着该行动者成为这张行动者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必须通过的“强制性通过点”。

　　尽管传统媒体意识到这一点时做出了改变与融合，但它的“自救”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处于被动地位，它无法再成为提供信息需求的必要经过点，也无法招募其他媒介组织（广告、购物、社交等）为自己组建行动者网络。但新媒体虽抢占了大部分新闻市场，以自己的生产和分发方式解构着传统的新闻实践，也使自己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第一，算法推荐与用户相互作用，解构了传统新闻机构中“把关人”的角色。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用户（人类行动者）和算法（非人行动者）都具有能动性，并且能够制造差别而改变事物（change something）的状态，由于二者之间的互动频繁，构成的这张行动者网络也不断处于动态变化中。在这个网络中，算法高度重视用户的需求，用户在平台为用户精心订制的“个人日报”中浏览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由于非人行动者算法无法分辨信息的真假和时效性，只是根据用户纯主观意愿和实时搜索量来定义新闻优先顺序，长此以往，因为自己的观点被固化，在用户接收到真正的辟谣新闻时反而会质疑“真新闻”的可靠性。

　　“头条生成器”突出了新闻的“及时性”特点，但价值标准大多只注重“趣味性”，能够最大化吸引受众的眼球即可；再者，机器新闻写作虽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新闻的真实和客观，但使用在社会性问题的报道中，需要“以人为本”的理念时，机器却无法做到。根据算法和编程输出的新闻不仅主题单一、缺乏人情味，创造力也不可与人脑相比，容易呈现出模式化、同质化倾向，受众与新闻生产者之间不再具有共性和熟悉感，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对新媒体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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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

　　[2]肖鳕桐,方洁.内容与技术如何协作？——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新闻生产创新研究[3]王雅文.“智媒时代”新媒体如何实现“信任性真实”——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